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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，窦婴当然知道在这种时候，应该如何回答刘荣的提问。

    ——刘荣如此明确表达出不满，以及对窦婴、对儒家的敲打之意！

    凡是个正常水准的政治人物，都应该知道，这种时候的皇帝，那就是一头顺毛驴。

    最明智的做法，自然是顺着刘荣的话头，承认儒家学说对于当今汉室而言，并非必不可少；

    即便偶有所长，对于如今汉室，也绝对不存在急迫性、时效性。

    通过这样一番低姿态，先把刘荣的气给消了，等刘荣冷静下来——或者说是从‘我发火了’的人设中恢复正常，再将话题拉回正轨。

    却不知为何。

    不知是‘当世大儒’外加当朝丞相的身份，让窦婴也沾了儒家自命不凡的毛病，还是真的关心则乱；

    明知刘荣的意图，窦婴最终，却依旧做出了一个相当糟糕的选择。

    “在臣看来，儒家纵偶有不当、不善之言，然总体而言，终归是当今世间，无有出其右之显学、全学。”

    “凡儒家言，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，皆可为陛下治国所用。”

    “及其余百家——除杨、墨二者，几可谓皆乃儒学分支，乃孔圣之徒子徒孙，以孔圣之言为基，延伸、延展而来。”

    “而杨、墨二者，杨朱之学，早已为项籍付之一炬于咸阳宫，墨翟之学，亦随齐王田横自刎，而无有传承。”

    …

    “臣尝闻高皇帝，于秦咸阳宫废墟之中，偶得《杨朱》残卷一篇，方有言曰：我汉家自有制度，以霸王道杂治天下，内王外霸。”

    “又陛下一意孤行，不顾先帝劝阻，于上林博望苑收容、庇护墨家残众，方使墨翟之学不曾断绝。”

    “及陛下所问：儒家之学，于今之汉家利、弊为何？”

    “臣只一言，以供陛下参详。”

    “——若儒家之言，果真如陛下所言那般，百无一用，当今天下，何以文士十人，儒生占其七、八？”

    “若果真百无一用，为何黄老落寞，法、墨无以为继，唯独儒家日益显盛，而得天下人所认同？”

    言罢，窦婴思虑再三，终还是从筵席上站起身，对刘荣拱起手，沉沉一揖。

    “臣，斗胆。”

    “愿为我儒家之士，敢请问陛下当面。”

    “——我儒家，我辈儒家之士，何罪之有？”

    “陛下何以厚此而薄彼，亲墨家，护法家，助黄老，而独恶我儒家之学？”

    “莫非孔圣，非先贤、先圣？”

    “莫非孔圣之学、之言，非陛下可用之治国、治民之学？”

    …

    刘荣不确定窦婴这番话，是不是早就打好了腹稿、是不是本就打算在今日说出口；

    只能大概推测：这些话，即便早就存在于窦婴心中，今日说出口，也大概率是临时起意。

    毕竟今日陛见，窦婴原本的目的，是求刘荣。

    如此一番质问，甚至责问、批评性质的话，不大可能存在于窦婴原先的腹稿当中。

    只是意外归意外，对窦婴这样一番责问，刘荣也并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

    ——早在先帝年间，在刚获封为太子储君，并得以监国之时，刘荣就再三思虑过：对儒家，自己究竟应该抱以何种态度，以及，该向儒家展露怎样的姿态。

    最终，出于本心上对儒家的不喜，以及先帝对儒家的不待见，外加如今汉室的时代背景，刘荣决定：毫不顾忌的表现出自己对儒家的厌烦，并以此阻止——至少是减缓儒家‘一家独大’的历史进程。

    既然厌烦儒家、明确表露对儒家的厌烦，是刘荣再三思考过的事，那儒家的反应，刘荣显然也是早有预料的。

    ——这些年，刘荣明里暗里不待见儒家，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
    类似这种牢骚、不平，恐怕不单存在于窦婴这个‘当世大儒’心中，也必然存在于每一个儒家士子心中。

    为什么？

    陛下为什么如此不公？

    陛下，为何唯独不喜欢我儒家之学？

    刘荣想过有朝一日，自己会听到这些话。

    只是在刘荣原先的预测当中，这些话，大概率会出自一个郁郁不得志，又自命不凡的狂生口中。

    刘荣从未想到这些话，最终是出自窦婴——而且是已经官拜丞相的窦婴之口。

    只不过，对于这些看似并无不妥的愤愤不平，刘荣心中，也早有定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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